这种内涵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指权势和货财，二是指有钱有势的人，三是指权衡利害。

系统地在不同语境中讨论代表概念的文献，英文和中文文献尚不多见，德语可参件， Hasso Hofmann, Repr?sentation,4. Aufl., 2003. [10]见前注[1]，第2条。由此，英美传统对于代表问题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代表者对于选民的回应性(Responsive,Responsiveness)。

这就预示着，人人都具有发现公意的可能性。[30]人民主权原则在实践上要求统一的意志表达。它必须来自于上帝，但它也可以同时来自于人民。在接近这套秩序的过程中，会有各种竞争性的邪恶利益施加干扰。[35]康德正是要寻找这样一条中间道路。

1.同时诉诸超越权威与内在权威的立宪君主制 在这种类型中，君主诉诸于超越权威，其背后的依据仍可推及某种神圣的权利，而共和因素(通常是议会)诉诸于内在权威，其背后的依据是人民主权原则。二者都有可能把已经达成的统一体撕裂，从而使敌我冲突在国内层面再次变为现实。[2]而新世纪以来，中国私法学在继续关注具体私法制度的同时，[3]开始深入思考中国私法制度的价值论、方法论和哲学认识论基础。

中国国民今天的启蒙水平已经有实质性提高，已经开始普遍地认识和主张个人的主体性，几乎不太可能回到个人主体虚无的整体主义时代。（三）自发合作障碍的系统性及其治理方案 至此，合作主义私法学与个人主义私法学得以再次区分开来。与其说他们是在为天下苍生着想，还不如说他们是在追逐一己私利。私法学重拾私人社会生活和私法的合作面向，不仅有利于描绘一幅新的私人社会生活图景，而且还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私人间开展社会合作的价值、困难和应对办法，从而让私法更好地引导未来。

本文将在评述个人主义认识论之后，尝试为中国私法提出一种替代性哲学认识论基础，即合作主义，并讨论合作主义私法认识论的实现障碍和应对策略。事实上，先哲们当初提出集体主义，很可能是强调通过集体来促进个体的共同实现。

保障个体自由和财产安全就是现代社会中最大的公共利益之一。因此，在个人主义所勾勒的私人社会中，私法只要能够对既有私人权利予以有效地静态保护就足以，而无需关注私人社会交往的其它问题。一个方向是质疑市场机制得以正常运转的三大前提性假说：理性人假说。不过，如果让其单方修剪单元楼正下方以外的小区草坪时，则其单方付出的成本很快就会超过其单方收益，因为其劳动成果的更大比例被他人免费分享了。

但是，共同体利益却通常是自利个体可以预期的。这就使得其投入的成本量越来越偏离对共同体整体来说最优的规模。[7]正是基于此种个体/整体关系的论断，个人主义侧重强调社会个体的利益实现、忽视社会群体的价值或使之处于从属地位。如此，论者不仅基本否认国家权力介入和组织私人社会生活的必要性，而且对现实生活中被普遍接受的私法强制现象视而不见（如通过国家权力保障合同履行，后文将作更多分析）。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个人主义私法学在宣扬个人的主体身份时，因过分侧重强调对既有私权的静态享有和安全守护，忽视了私人权利的动态生成过程和形成机理。其实，个人主义论者自身也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主观上都珍视自身的主体存续（生存和繁衍），都在乎讲效率的社会生产和交往活动，大都希望自身福利尽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增长，如此等等。

此即个人主义所批判之整体主义的一种表现。[43]其因循斯密和哈耶克的部分观点，认为社会进步是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自然引导实现的，而非人类有意追求的结果。

例如，单元楼小区一层业主在修剪单元楼正下方的草坪时，虽然草坪的美化能够让二楼以上的业主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但只要一层业主自身获得的好处大于其单方修剪的成本，其就有动力去修剪。个人主义有力地戳穿了客观社会目的之虚假面纱，肯定了个体主观目的之真实存在性和独立价值。See Hayek, supra note 9, at 23-24, 268. [16]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近来广受关注的私人经济力量强弱对比和弱势群体特殊保护问题不在本文议题之内。比较普遍的作法就是为特定行为从事者提供物质或资金支持，使其有更强的动力合作。[46]前引5，易军文，第73-74页。[42] 参见王雷：《民法学视野中的情谊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然而，当一些地方政府的征收权得到有效控制后，旧村改造和开发有赖于村民和开发商之间的自主谈判，很快又出现了上述敲竹杠问题。[29]事实上，欧洲大陆私法也正开始从个人主义中走出来，强调私法在促进团结协作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功能。

这将进一步影响合作的自发形成。李学尧：《转型社会与道德真空: 司法改革中的法律职业蓝图》，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

[44] 的确，认识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不一定阻碍共同合作的实现。[19]这一时期突出个人与整体（国家、社会集体）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将社会整体化。

今天的欧洲私法一体化进程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个体通过积极参与这一共同体合作，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利益，而且也普遍地增进了社会同伴的利益。一方面，唯一真实的个人主观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为外界知的，即便知晓也无法对不同个人的主观目的作优劣选择。[37]要么干脆认为政府征收绝对不能介入商业开发。

然而，第一点担忧取决于特定社会国民启蒙的整体水平。事实上，只有我们有机会去认识社会同伴的一些主观目的追求，自然就有可能在我们之间发现相同或者相似的主观追求，并积极思考能否通过相互合作来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共同追求。

经济形态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变成社会分工与合作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虽然这一观察具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却提供了一项重要启示：当社会个体之间分享共同利益时，虽然个体间的集体行动将促进个体利益的实现，但共同体规模越大，共同体成员间的自发合作就越困难。

在每个人保护自己利益的同时，社会利益并不一定得以维护。[5]在这样的整体主义世界观中，虽然不同社会群体所信奉的客观目的千差万别，如天道和王法、上帝的意志、自然的秩序、民族的精神、历史的铁律等等，但它们都表现出强调共性、抑制个性的共同倾向。

在这些方面，对共同体合作的强调非但不会损害个体之个性，反而会通过合作更好地满足个体主观目的的实现，促进社会个体（个性）与共同体（共性）的协同实现。随着共同体规模的不断扩大，经自发合作实现的共同体利益越来越远离最优水平。社会同伴之间若存在相同或者相似的主观目的,即形成另一种共同目的（common purpose）。四项命题相互强化，均将私法的功能限定在对既有私权的静态守护。

个人主义认识论希望通过塑造独立私法领地来防止国家强制对私人自由的侵害，这只不过是在逃避现实中无处不在的国家强制力而已。[6]个人主义描绘了与整体主义截然不同的人类社会图景，并对包括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此情况下，只有当搭便车者也按照相应比例追加投入时，积极投入者自身获得的收益才会超过其继续投入的成本，并继续投入。相反，中国私法学在设计私人社会组织和行为规则时，可以采用以合作与共赢为目标的合作主义学说框架，为共同体合作的形成提供制度便利或制度激励，在公社与个体户之外促进各式各样的合作社。

相反，正是个人的自利倾向使得一些人理性地选择搭便车或者敲竹杠，使得私人之间的合作前景难以实现或者难以达到理想状态。[22]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1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修订版序言。